茶是山中饮，酒为世俗饮。这是前人对茶与酒的一种简单粗鲁的对照总结，不成否认，这其中包括着一定的偏见，但也反应出了某一方面的实在。最少在凡俗社会当中，酒的受众要比茶大很多，受众群体的成份组成也要比茶复杂很多。由于饮茶、品茶是需要有一定的准入门坎的，饮茶自然地照顾了某些文人士医生的雅趣或矫情，而饮酒却几近没有这方面的挂念。对于绝大大都凡俗酒客而言，饮酒即是碰杯、饮下，畅快甘苦心中自知，便足以。何须挂念那末多的细节与讲求。所以，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，酒确切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世俗之欲。

遍数现代王朝社会，酿酒、售酒行业最为发财的要数明代，而明代也正是历代王朝中世俗化最为明显的。早在明代开国之初，朱元璋虽曾下过一段时候的禁酒令，可是旋即又以“国内承平，思与民同乐”而取消，并“乃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外，令民设酒肆其间，以接四方宾旅”（明代·雷礼《皇明大政记》）。在南京建成酒楼十座，他还感觉全国升平，这十座楼不能满足现实需求，因而增造五楼，在洪武二十七年建成，他还“诏赐文武百官钞，命宴于醉仙楼。而五楼则专以处侑酒歌妓者，盖仿宋故事，但不设官酝，以收榷课，最为清代佳事。”（《明太祖实录·卷二百三十四》）这些都为有明一代世俗酒文化的兴盛埋下了伏笔。

而且，在明初履历了长久的战乱以后，经济规复得很快，全国各地的酒店、酒楼获得很大的规复和成长。在明代中叶，贸易获得了快速成长，具有了本钱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，从而在某种水平上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惟看法。“世俗以纵欲为尚，人情以汗漫为快。”（《松窗梦语》）人们纵情诗酒，声色犬马，明代著名小说《金瓶梅》、《快意君传》等就是阿谁时代的缩影。

在其他的各类作品中，对于酒的记录也是不足为奇。其中当以中国明代巨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、科学家宋应星、戏曲作家高濂的笔墨最为具体。《本草纲目》具体地先容了六十九种药酒的建造方式和疗效，说明药酒在中国明代已经获得普遍的利用；宋应星刊行于崇祯十年的《天工开物》一书则是具体地记录了制曲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，并配有很多实物插图。万历年间，高濂撰写的《饮馔服食笺》中支出了建昌红酒酿造法，同时也记录了很多种药酒的建造方式。此外，很多关于酒的专门著作不竭出现，酒的品种空前齐全。

人自己即是世俗之物，饮酒乃是天性开释，又何须估量“世俗”二字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