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穆：中国人常讲气运，便是气数与命运，什么才是中国人的气运观

私域运营 2022-12-7 19:29 8198人围观提升运气

钱穆：中国人常讲气运，即是气数与命运，什么才是中国人的气运观

壹

中国人常讲气运，若把此两字分隔，即是气数与命运。特别在时代黑暗，社会骚乱，乃及小我遭受不幸、困难、挫折、失利时，总喜好说到气数与命运。这“气数”与“命运”两看法，却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世俗的科学。实在此两看法，在中国传统思惟史里，有其根深柢固的安身点。这是中国传统思惟普遍传播到全社会，不得民气，而有其坚厚的外围，与其深微的内在的，我们该仔细加以分析与分析。

中国人古往今来都讲到那“气”字，气究竟是指的什么呢？我想中国思惟里的气字，最少该涵有两要义。一是极微的，二是能动的。若把宇宙间一切物资，分析到最初，应当是极微类似。惟其极微，即分析到最初不成再分析时，便必定成为类似了。若不类似，应当仍不是极微，仍属可分。那一种极微类似，不成再分析的最早物资，乃宇宙万物之配合原始，中国人则称此为气，是以亦常以“气”“质”连言。

试问这一种极微类似的气，若何会演变出宇宙万物的呢？这就要讲到气之第二特征，即气是能动的，不停止的，不能恬静而经常在活动的。惟其如此，所以能从极微类似变化出万有分歧来。

此气之变化活动，简单说来，只要两形状。一是聚与合，又一是散与分。宇宙间只是那些极微类似的气在活动，在离合，在分合。聚而合，便无形象可睹，有体质可指。分而散，便形象也化了，体质也灭了。聚而合，便开启出宇宙间万象万物。分而散，便似乎此宇宙之大门封闭了，一团黝黑，一片混沌。中国人称此聚而合者为气之阳，俗语则称为“阳气”。分而散者为气之阴，俗语称之为“阴气”。实在气并没有阴阳，只在气之活动处罚阴阳。气老在那边一阴一阳，一阖一辟，此亦即中国人之所谓道。所以道是常动的，道可以包有“正”“反”两面，道可以有光亮，也可以有黑暗。理则附于气而见。如二加二即是四，二减二即是零，一样有一理附随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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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既是极微类似，必积而成变。所谓变，只是变出很多的不类似。那些不类似，则由所积之数目来。所以我们说气数，此数字即指数目。气之聚，积到某种数目即可发生变。其积而起变的一段进程则称化。如就天气言，一年四时，从春到夏，而秋，而冬，这是变。但变以渐，不以骤。并不是在某一天忽然由春变夏了，乃是开春以来，一天一六合在变，但其变甚微，看不出有变。我们该期待着，春季不会立即忽然地酿成了炎天，只是一天天微微地在变。此种变，我们则称之为化。期待此种微微之化积到某阶段，便忽然间变了。到那时，则早不是春季，而已是炎天了。

再以火候来说，如火煮米，不会马上便熟的。但究在哪一时米忽然煮熟了的呢？这不能专指定某一时而言。还是积微成著，热量从很小的数字积起，我们仍得等待。锅中米虽不立即熟，但实一秒一秒钟在变，惟此等变，极微不易觉，像是没有变，故只称为化。但烧到一定的火候时，生米便酿成了熟饭。

我们的生命进程也如此，由婴孩到幼童，从幼童到青年，从青年而壮年而老年而死去。也不是一天忽但是变的，还是浸渐成变，此浸渐之进程，则亦只称为化。

是以宇宙一切现象，乃在一大化中形生出万变。若委曲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说，也可说这是由量变到量变。因中国人说气，乃是分析宇宙间一切万物到达最原始的一种极微类似。就气的看法上，更不见有什么别离。盈宇宙间只是混淆一气，何以会酿成万物的呢？实在则只是此类似之气所积的数目之分歧。如是则一切量变，实在尽只是量变。宇宙间所构成的万形万象，一句话说尽，那都是气数。

是以，气数是一种变更，但同时又是一种必定。此种变更，从极微处起头，谁也发觉不到，但等他变到某一阶段，便可感觉忽然大变了。孟子说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那浩然之气若何养的呢？孟子说：“此乃集义所生。”何谓集义？只要碰到事，便该问一个义不义，义便做，不义便不做。故说：“勿以善小而弗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”起先，行一义与行一不义，似乎无大区分，但到后便分歧。孟子又说：“以直养而无害。”平常所谓义正词严，也只在某一时，遇某一事，自间理直，便觉气壮些。

但若养得好，积得久，无一时不直，无一事不直，那就无一时无一事不气壮。如是积到某阶段，自觉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，这如火候到了，生米全煮成熟饭，天气转了，春季忽变成炎天。心里修养的时辰到了，到那时，真像有一股浩然之气，至大至刚，塞乎六合，莫之能御了。那一股浩然之气，也不是一旦忽但是生的。《中庸》说：“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。”浩然之气近乎是神了，但也只是曩昔集义所生。因在曩昔时，以直养而无害，积义与直，积得久而深，一件事一件事地曩昔，似乎都化了，不再存在了，却忽然觉若有一股浩然之气存积在胸中，那岂不奇异吗？

这不但小我的私德修养有如此，即就社会大众行为言，亦如此。所谓社会大众行为，此指风气言。风气是大众性的，同时又是时代性的。在某一时代，大师都如此般行为，那就成为一时代之风气。但风气常在变，只一时发觉不到，似乎大师都如此，而实在则在极微处不竭地正在变。待其变到某一阶段，我们才忽然地觉到风气已转移了。若我们处在一个不公道想的时代，不公道想的社会中，我们必说风气欠好，想要转移风气，但我们该知风气原本在转移，只我们该晓得究竟风气若何般在转移，那我们也可晓得我们该若何般来转移风气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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贰

让我们先讲风气若何般构成，再说到若何般转移。让我举一个最浅之例来加以说明。女子打扮，偶然那样时兴，大师那样打扮，便成为风气。偶然那样不时兴了，大师不再那样打扮，便说风气变了。偶然那一套打扮正流行着，似乎非如此打扮便出不得门，见不得人似的。但转眼间不可了，正为那一套打扮，才使她出不得门，见不得人了。袖子忽而大，忽而小。裙子忽而长，忽而短。领子忽而高，忽而低。大师争这一些子，而这一些子忽然地变了，而且是正相反的变。风行的时辰，大师得照这样子行。不风行的时辰，谁也不敢再这样行。这叫做风气。但谁在主持这风气呢？又是谁在转移这风气呢？风气之成，似乎不成违背，而且近乎有一种可怕的能力。但一旦风气变了，这项能力又何在呢？可怕的，忽而酿成为光荣的，谁也不敢再那样。之前那一种谁也不敢违背而近乎可怕的能力，又是谁赋予了它，谁褫夺了它的呢？

开风气，主持风气，跟随风气，正在大大众竟相趋附于此风气之时，又是谁的大力在转移那风气呢？实在风气之成，也是积微成著，最早决不是大师预先约定，说我们该改穿窄袖，改穿短裙了。是以开风气，必定起于少数人。少数人起头了，也决不会立即地普遍风行，普遍获得大大众模仿它。最早模仿此少数的，仍然也只是少数。但是聚沙成塔，数目上逐步增加，到达某一阶段，因而竞相追步，少数忽然酿成了大都，这也是一种气数呀！

原本在大师如此般打扮的风气之下，谁也不敢来违背的。最早起来另弄新花样的人，必定是少数，少之又少，最早则只由一二人起头。此一二人，其自己条件必定是很美，很标致，但时行的打扮，也许在她感觉不合身。她求配合她的自己美，才想把时行的打扮略为更换过。但她这一更换，却给人以新颖的刺激，引发了他人新颖的留意，立即起来模仿她的，也一定和她具有一样的自己美，一样感应风行的古装，和她有些配分歧，她才有爱好来模仿此新装。在她们，自己都本是美男，换上新装，异常地刺激人留意，因而那新装才起头渐渐地风行了。

若我们如此般想，本来那种时兴打扮，本也由少数一二人起头。而此少数一二人，本质必定是一个美人，惟其自己美，又兼穿着美，二美并，美益增美，才使人生心恋慕来模仿。但起先是以美增美，后来则成为以美掩丑了。因丑女也模仿此打扮，他人见此新装，便感觉美，岂不借此也可掩过她自己的几分丑了吗？但更久了，大师竟相模仿，成为风气了。大师如此，见惯了，便也不感觉什么美。而且具有本质美的究竟少，丑的究竟多。那一种古装，美的人穿着，丑的人也穿着。丑人穿的越多，他人因于见了穿着此打扮者之丑，而渐渐连带厌恶此打扮。到那时，则不是以美掩丑，而酿成以丑损美了。到那时，则社会民气渐渐厌倦，古装新样，酿成了俗套。那些具有本质美的女子反受了侵害。她们中，有些不甘顺俗趋时，随波逐流，因而想别开生面，照她自己身段和肤色等各种条件来自行设想，重新创出一套新装来，因而又答复到畴前以美增美之第一阶段，而她的新装遂是以时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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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上述改变，也还得附有其他的条件。新装必定起头在大城市，美男试新装，必定是碰到大的筵宴舞会或其他寒暄场所之盛大仪式中，而才得以她的新装刺激他人，影响公共，很快构成了新风气。若在穷乡僻壤，尽有美男，决不会有新装。若内室静女，纵在城市，即有新装，也不会很快地风行。故现代有宫装，有贵族贵夫人装，有妓装。近代有电影明星、寒暄花、时代名女人等，她们在大都会，大场所，易于冲动听留意。这些大场所，我们则称之曰“势”。纵使是美男，本质尽是美，又是新装，修饰打扮也够美，各类条件都配齐，但若没有势，仍不可。是以风气构成，除却开创者之内在本质外，还需其外在的情势。而此所谓势者，实在则还是数。是以气势也即是气数，必须数目上增到某分际始生势。自命不凡，则决不会成风气。

如上分析，可见风气虽不时而变，但非论开风气与转风气，在其背后，必有一些经常稳定的真理作根据。即如女子打扮，所以能成风气，第一，根据于人群之爱美心与其对妍媸之辨别力。第二，根据于女性本身之内在美，本质美，然后再配合上打扮修饰一些外在美，如是始可以来满足人群之爱美要求，而始得成为一时之风尚。但山河代有异人出，燕瘦环肥，各擅胜场。如当肥的失势，人群的观赏爱好，集合在肥的那一边，那些修饰外在之美，也配合在肥的一边而成长。瘦的美便袒护了。一旦瘦的失势，人群的观赏爱好，又转移到瘦的一边来，而那些修饰外在之美，也就配合于瘦的条件而成长。所以打扮风气之不时有变，决不妥专以民气之见异思迁这一端，来作平浅的诠释。当知新的不就是美的，若专在标新创新上专心，也一定便能成风气。

老子说：“全国皆知美之为美，斯不美矣。”实在全国人又未尝真知美之所以为美呢？西施捧心而颦，东施也捧心而颦，颦的风气即由是而构成。但尽人皆颦，则愈见颦之丑，因而颦的风气也不能不转移。果子熟了要烂，花开足了要谢，人老了要衰，风气成为俗尚了，则不能稳定。惟风气必从少数人起头，此少数人开创风气，必今后少数人之各此外本性动身。全国多美妇人，但本性分歧，美的条件分歧。占上风的登高而呼，一呼百诺，就成风气。但她也必得能呼。尽在高处，不能呼，还是没影响。能呼是她的本质美，占高处便有势。总之，风气之开创与转移，必肇端于少数，而且决议于少数之本性。是以，必尊重本性，培育本性，才是开风气与转风气之先决条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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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常称时代，又称时势。当知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彼一时必定会来取代这一时，而那更替接代之转移契机，则有一个势。中国人又常说：“时势造豪杰，豪杰造时势。”实在此两语并没有大别离。凡属豪杰，必能造时势，而豪杰也必为时势所形成。但若转就时势论，也如此。尽有了时势，没有豪杰，仍不成。当风行的时世装酿成了俗套，就得要变，但还得期待一真美人出世，而那新美人，又得要有势。一般说来，电影明星易于影响大师闺秀，大师闺秀便不易影响电影明星。而那些空谷才子，则更难影响人。所以风气改变，又须得风云际会。云从龙，风从虎，风云则凑会到龙与虎的身旁。但潜龙仍不能有高文用，必得飞龙在天，那时，满天云气便凑会到他身旁。

再就艺术风尚言，如几十年来平剧花旦中有梅派，有程派。正因梅兰芳、程艳秋两人本性分歧，嗓子分歧，因而声调神韵各分歧，是以在花旦中构成了两派。但梅也好，程也好，也都在他们所占情势好。当知有好嗓子，能自成一派的，同时决不限于梅与程，但梅、程能在北平与上海，便得了势，他们具有情况感染，具有公共欣赏，这些都是数。大师捧，不还是数吗？但是在平剧花旦中忽然有梅、程出现，那也是气数。循至唱花旦的，不学梅，便学程，新腔渐渐酿成了俗调，期待一期间，再有一位本性与梅、程分歧的新脚色出来．那时便有新声调，便有新花样，而剧台上便转出了新风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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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

以上都是些大家能晓的话，让我们进一步探讨，讲到学术与思惟，那也是偶然代风气的。学术思惟，决然由一二大师开创，开创学术思惟的人，他感应对他时代，不能不讲话。他所讲，在那时，常是从未有人如此般讲过的。孔子之前，并未先有一孔子。孔子的话，记录在《论语》上，《论语》中所讲，在之前，并非先有一部《论语》讲过了。但在孔子，并非故意标新创新要如此讲。只是在他当身，他心里感应有些话，不能不讲。纵在之前绝未有人如此般讲过，但他心里感应非如此讲不成。他讲了，因而有颜渊、子路、子贡一辈后起的优异青年，随着他来说，这样便受人留意，讲出一风气来。但成了风气，大师如此讲，那就成为俗套了。

风气之成必挟着一个势，但由风气酿成俗套，则所存也只是势利了。因而便有墨子出头来否决。墨子所讲，也有墨子一边的真理，墨子所以能另开一风气，另成一学派，决不是偶然的。他自己本性既与孔子分歧，他的时代又分歧，他也抓着一些真理，他所抓着的那些真理，与孔子有分歧。因而另一批青年，如禽滑厘之徒，又大师跟从墨子，讲墨子那一套。墨学失势了，成名了，接着又来杨朱与孟子，接着又来庄周、荀卿与老子，全走的如我上述的同一条线路。直从孔子到韩非，三百年间，你否决我，他又否决你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还不像女子打扮般，窄袖变宽袖，长裙变短裙．一套一套在不竭地变化吗？那也是风气。

学术思惟，决没有耐久稳定的，只是渐渐地变，变得比女子打扮更要慢很多。到了汉代，发生了一大变，人们都说，两汉学术思惟，和先秦时代分歧了。魏，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时代，又分歧了。宋、元、明时代，又分歧了。清代两百六十年，又分歧了。我们现在，和清代学风又分歧了。那些变化，实在仍还是气数，仍还是在一大化中引生出万变，仍还如女子打扮般，依着一样的律则在转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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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知一切新风气之创辟，其起头必定在少数。而在此少数人身上，又必定有其长久代价的本质美，内在美。此种具有永久代价之本质美，内在美，又必早已匿伏在绝大大都民气里。是以仍必在大都民气上显现出。即如美男之美，也即是大都人所欣赏之美。一切美之型式之出现，不能不说是先在大都欣赏者之心里早埋下了根。道德之美亦然。故孟子说：“圣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。”一代大师，在学术思惟上有创辟，彼必具有一番济世、救世、淑世、教世心，而又鼠目寸光，沉思密虑，能补偏救弊，推陈出新，挖掘出大家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场面与新花样。他一面是挽风气，救风气，一面是开风气，辟风气。其挖掘愈深，则影响衣被愈广。但此种美，并不如女性之形体美，风采美，可以一映即显，随照即明。

是以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惟上之创辟与成就，常常举世莫知，而且招来同时人之诽笑与排挤，只要少数聪明远见人，才能跟随景从。如是浸渐慢慢展开，常常隔历相当光阴，经过相那期间，此项本质内在之美，始可获很大都人之同喻共晓。但到那时，早已事过境迁，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又待另一派新学术思惟针对现实，继起创辟。而且最早此一创风气者，彼言人之所不言，为人之所不为，在旧风气中，彼乃一孤立者，彼乃一独见者，彼乃一叛逆者，彼乃一巩固树异者。彼之一段精神，一番见识，必定因于其处境孤危，而历练奋斗出分外的光彩来。但跟随景从他的，处境不如他孤危，觅路不如他艰险，他早已辟了一条路，他人跟随他，纵能继续发现，继续进步，所需的精神识解，究竟可以稍稍减轻，因此光彩也不如他发越。如是递下递加，数目愈增，气势愈弱，每一风气，必如是般慢慢趋向下坡。待到大都景从，而风气已弊，又有待于另一开创者来拯救。

所以少数者的奇迹，本是为着大都而始有其代价与意义。但一到大都加入，此一奇迹之代价与意义，也随而变质了，仍待后起的少数者来另起炉灶。关于学术思惟，正为大都加入，其事不易，故此项风气，可以保持稍久。而如女子打扮之类，大都加入得快，风气改变得也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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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
再就宗教言，姑以中国俗语所说的祖师开山为例。当知祖师开山，不是件轻易事。俗语说：“全国名山僧占尽。”可是占一位山，其间尽有艰难，尽有步调。其先是无人迹，无门路，所谓森林，则真是一森林。从森林中来开山，也决不是多量人手调集着，一路来可以弹指即现的。其先只是孤零零一人，一峭岩古壁，一茅团。这人则抱弘愿愿，下大决心，不计年月，零丁地在此住下来。四周人则满是些樵夫牧童，穷坞荒砦，他们逐步晓得有这人了，又为他这一番弘愿愿大决心所轰动，所感化，渐渐调集，凑一些钱来供养他，乃始有小庙宇在此深山中无人迹处出现。当知此乃祖师开山之第一步。尔后又逐步风声播扩，信徒来集者日多。或有高足盛德跟随他，继续他，积甚深光阴，才始有美轮美矣、金碧光辉之一境，把这无人烟的荒山绝境完全更换了。这是所谓的开山。

但我们该留意，那开山祖师，并不是没有现成的寺庙可供他住下，来过他安宁而舒服的生活。他为何定要到此荒山无人迹处来开山？当知在深山穷谷斥地大寺庙，不是件简单事。他当初依靠些什么，能把那庙宇修建起？最少在他那时，是具有一段弘愿，履历一番苦行，而那些事，渐渐给后来人忘了。后来人则只见了那座金碧光辉的大寺庙，千百僧众调集在那边，香火兴旺，满山生色。但此大寺庙，到那时，却已渐渐走上了衰运。若使还有一位抱大弘愿，能大苦行的大僧人，终究会对此金碧光辉的大修建，卷烟围绕的大佛寺，不感爱好，而又转向另一深山无人迹处去再斥地。这些话，并不是凭空的想像话，乃是每一住在深山大谷做开山祖师的大僧人，所配合履历的一段实在史迹之概括论述。

让我更拈举一更小的例来说。大雄宝殿的修建，是很是巨大的，在此修建前面栽种几棵松柏来配合，这也不是件平常事。依常情测，必定是建殿在前，栽树在后。松柏发展又不易，须得经过百年以上，才葱翠像一个样子，才配得上此宏伟之大殿。一路头，稚松幼柏，是配不上此大殿巍峨的。但在创殿者的气势心胸，则一路头便已估量到百年后。当知他相择地形，来此开山，在他胸中，早有了几百年估量。但到殿前松柏葱翠，与此一片金碧相那时，那创殿人早巳圆寂，藏骨僧塔了。

我有一次在西安偶游一古寺，大雄宝殿已快倾圮了，金碧剥落，全不成样子。殿前两裸古柏，一棵仍茂翠，大要总在百年高低吧！另一棵已枯死。寺里当家是一俗僧人，在那死柏坎穴种一棵夹竹桃。我想此僧民气中，全不作三年五年之外的筹算，那大殿是不计划再兴修了，最少他无此信心，无此毅力。夹竹桃今年种，明年可见花开，眼前得享用。他胸中气量如此短，他估量数字如此小，那寺庙由他当家，真是气数已尽了。

如此想来，名刹古寺，即就其山水情势气象看，那开山的祖师，早已一口气吞下几百年变化。几百年人事沧桑，逃不出他一眼的估量。我们上殿烧香，并不需要星期那些泥菩萨，却该星期此开山造庙人。当知此开山造庙人之值得星期，在其那时那一番大志毅力，慧眼真修，岂不确然是一个活菩萨？至于在大雄宝殿上那几尊泥塑木雕的飞金菩萨，那只是此开山造庙人之化身而已。若无开山造庙人，试问那些菩萨那里去泥上金碧，显出威灵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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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

让我们再从宗教上的开山祖师，转换论题来说政治上的开国气象吧。开国更不比开山，即就近代史举例，如孙中山师长，他为何不去考秀才，及第人，考进士，中状元？有着现成大庙不住，他偏去五岳进香，历尽含辛茹苦，做一行脚僧。他发愤要造一所大庙，到明天，大雄宝殿还没有完工，殿前松柏还没有长成，一切配合不起，所以他临死说：“反动尚未成功，同道还须尽力。”这是何等艰难的一项工作呀！但若国家有了范围，社会渐渐郅治升平，那时的政府像样了，功名在此，富贵亦在此，因而大师都想享福，凑热烈，那政府也就渐渐腐蚀，快垮台了，因而还有人再来做行脚僧。飞金涂碧的菩萨不再有威灵，另一批泥塑木雕的新佛，又在另一大雄宝殿里显威灵。天下列国的历史，民族兴衰，社会治乱，都逃不出此一套。世运永久是如此。积细小的变更，酝酿出极大的兴革来。积微成著，势到构成，从量变到量变，从少数一几人开创，到大都公共随和，而定形，而变质，而开新。中国人则一句话说它是“气数”。

我们先得能看穿此天下，识透此天下，才能来运转此天下，革新此天下。我们得从极微处，大家不留意，不着眼处，在公开里用力。人家看不见，但震天动地的大奇迹，大变化，全今后看不见处起头。祖师开山，不是瞬息弹指可以出现出一座大雄宝殿来。他自己尽力不够，待他徒子徒孙继续地尽力，只从极微处极小处尽力。气数未到得期待，期待复期待，气数到了，忽然地新场面开创了。你若问，此新场面是何时开创的，那却很难说。你须晓得气数二字之内在义，去渐渐地寻究考虑了。但若气数完了，则一切没法子，只要另起头。比方花儿谢了，果儿烂了，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便只要如此，更没有法子了。

上面所讲的气数，既不是科学，也不是悲观话。但一些没志气无气力的人，也喜好借此说法来自慰。古书里一部《周易》，宋儒邵康节，用数理来作各种推算。现社会一切命理推算，还是全数应用着。亦可说中百姓族对历史有出格爱好，对历史演进，对人事变化，也出格有他们一套深微的看法。因之气数未到，会促之使它到。气数将尽，会续之使不尽。震天动地，旋乾转坤的大奇迹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不时碰到，中国人则只称之曰“气数”。这两字，如非深究中国历史人物传统的思惟与行为，很难把握其真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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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

现在继续讲命运。中国人讲气，必连讲数。因气是指的一种极微而能动的，但它须期待积聚到一相当的数目，然后能发生大变化高文用。命是指的一种场面，较大而较牢固，故讲命必兼讲运，运则能转动，能把此较大而较牢固的场面松动了，化解了。而中国人讲气数，又必连带讲命运。这里面，斟酌配合，铢两权衡，必更迭互看活看，才看得出六合之化机来。

中国社会科学爱讲命，命指八字言，八又字配合是一大格式，这一格式便必定了那人终生的大命。但命的进程里还有运，五年一小运，十年一大运，命是其人之性情，运是其人之遭受。性情虽前定，但遭受则随时而有变。是以好命可以有坏运，坏命可以有好运，这里的变化便复杂了。

让我们回忆上次人命一讲，人性本由天命来，由儒家演变出阴阳家，他们便种下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各种科学之根苗。他们说，人的性情有多样，天的性情亦如是。如春季，乃青帝当令，他性好生。冬季，黑帝当令，他性好杀。是以春季来了，众生竞发，冬季来了，大地肃杀。天上有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帝，更迭当令，由此配合上春、夏、秋、冬四时之变化，又配合上地上万物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，来推论宇宙人生一切运转与祸福。这一派的思惟，传播在中国全社会极深人，极普遍，极活跃，极失势，我们也该得留意。

此派所谓五行，实在只是五种性。他们把宇宙万物，概括分类，指出五种各此外性情，而举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者作代表。既是五性，又称五德，但何以又说五行呢？因中国前人以为，同性情相处，有相生，亦有相胜相克。是以任何一种性情，偶然失势，偶然不失势。失势了，可以引生出另一种性情来。同时又可禁止下另一种性情。被禁止的失势了，但被引生的失势，那引生它的也即失势了。如是则万物间此五性情永久在相生相克，交替迭代，变更不居，而到底仍会循着一环，答复到本原的态势上来。如木德当令，金克木，木德衰，金德旺。但火克金，水克火，土克水，木克土。如是则术德又当令了。又如木德当令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。如是一循环，木德又失势，又当令了。此所谓五德终始。宇宙一切变化，粗言之，是阴阳一阖一辟。细分之，是五行相克相生。《庄子》书中所谓时为帝，即是此意。主宰六合的也在变，偶然木德为帝，偶然则火德为帝了。此乃一大原则，但辗转引伸，便形成各种避忌一与科学的说法来。

原本阴阳五行之说，首要在讲宇宙的大意向，循此落实到人生界，因而有世运，有国运。而循次递降到维系主宰此世运与国运的几个大师族与大人物，因而又有家运与某一人的运。而更头递降，则每一人呱呱坠地，便有人来替他算八字，排交运了。那些则就不成为凭了。又由五行八字转到地理风水，如西周都丰镐，东周迁洛邑。前汉都长安，后汉迁洛阳。建都情势，有关国运兴衰。而循此递降，如上述祖师开山，某一山的气象情势，风光云物，山水向背，交通头绪，这在此一寺宇之几百年盛衰气运，也可说有莫大关系的。但再次递降，到某一家宅，一宅兆，甚至一门户，一桌椅之位里情势，休咎福祸，便又不敷为凭了。

宋儒张载曾说：“为六合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承平。”此是儒家说法。公共大都人的命，依随于大气运而定。大气运可以由一二人主持而转移。此一二人所能主持转移此大气运者，则在其方寸之地之一心。此方寸之地之一心，何以有此气力？则因有某一种学养而致然。此一种学养，往古圣人已创辟眉目，待我们来发扬光大。万世承平之基，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修建起。若专讲气数命运，两眼只向外看，回头忘失了此心，则气数命运一切也无从推算了。当知由天道讲，性本于命。由人性讲，则命本于性。是以发扬至善之性，即可创建承平之运。又当知，由天道讲，则数生于气。由人性讲，则气转于数。是以积微成著，由集义可以养浩然之气，由一二人之心，可以主宰世运，代天行道了。

现在让我们姑为中华民族国家前途一推其命运。若论命，我中华国家民族，明显是一永生好命，后福无穷的。若论运，则五十年一小变．一百年一大变，这比来一百年来，我中华国家民族，正走进了一步大恶运。此恶运则交在中西两大文化之相冲相克上。但论运，指遭受言。论命，指格式言。我中华国家民族，明显是一大格式。当知全国无运不成命，无命也不成运。当前的大危机，则在大师都太重视在今朝的交运上，而忽忘了自己的八字大格式。你自己八字忘了，下面的一步运，谁也没法来推算。

钱穆：中国人常讲气运，即是气数与命运，什么才是中国人的气运观

柒

现在我再将气运二字，联络来谈一谈。当知气由积而运，气虽极微，但积至某水平、某数目，则可以发生一种大活动。而此种活动之气力，其大非常，无可遏逆。故气虽易动，却必待于数之积。命虽有定，却可待于运之转。

气若何积？运若何转？其机括在于以气召气，所谓同声响应，同气相求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又说：和蔼致祥，乖气致戾。温柔积中而华英外发，一人有庆，万民赖之。气与气相感化，由极微处起头，而可以改变大世运。但正由于气极微而能动，又易于相互感化，所以少数能转动了大都。但一到大都势长，沉没了少数，此少数人便失却其主宰与调停之势，而气运又另向背面转。若我们认以少数转动大都者为一种调停，为一种逆转，则由大都来沉没少数者乃一种堕退，乃一种顺转。堕退是一种随顺，为阴柔之气，调停是一种健进，为阳刚之气。但物极必反，贞下可以起元，而亢阳必定有悔。如是则一阴一阳，运转不已。天道无终极，而人性也永不能懒惰。所以说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发奋图强。”

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看法之不得民气，所以晓得不居故常，与时消息，自得失势不骄傲，失意失势不自馁。朝惕夕厉，居安思危，如临深渊，小心翼翼，一刻也不松弛，一步也不怠慢。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看法之不得民气，所以又晓得见微知著，所谓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一叶落而知秋，履霜坚冰至，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整天。把握得机遇，勇于开创，敢作敢为，拨乱返治，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，而耳濡目染，不高声以色。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看法之深大家心，所以又晓得反而求诸已。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只要把握得枢机，即可以动六合。所谓枢机，则只在他自己之一言一行。若此一言一行，只要感化到另一人，二人齐心，其利断金，即可以无往而晦气。所以每当历史上碰到大扰动，大紊乱，便有那些隐居独善之士，退在一角落，稳握枢机，来调停那气运。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看法之深大家心，所以又晓得遇穷思变。所谓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公例久。”变通者，趣时者也。又说；“通变之谓事。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”孔子圣之时者也，则正为他知变。他虽处周末衰世，他决然预知天之未将丧斯文。所以中国人传统看法中之圣人，则必定是应运而生的。应运而生，便即是应变而生了。

钱穆：中国人常讲气运，即是气数与命运，什么才是中国人的气运观

犹忆我童时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开卷便说“全国一治一乱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那些话。那时有一位教员指导我，说这些只是中国人旧看法，当知现在欧洲英法诸邦，他们一盛便不会衰，一治便不会乱，我们该好勤学他们。在那时，我这位教员，正代表着一群所谓新智识开通份子的新看法。似乎由他看来，英法诸邦的太阳，一到中天，便再不会向西，将老停在那边。但曾多少时，不到五十年，毗连第一第二次天下大战，英法诸邦也正在转运了。因而五十一年后的今夭，我才敢提出中国人的传统老看法“气运”两字，来向诸位作此一番的演讲。

但所谓气运，并不是一种命定论。只是说宇宙乃及人生，有此一套似乎是循环来去的变化。宇宙人生则永久地在变，但所变也有一纪律、一限度，因而似乎又变回到老样子来了。实在那里是老样子。但虽然花样创新，总还是有限。是以我们可以把它来归纳成几个笼统的大形式。比方女子打扮，由窄袖变宽袖，再由宽袖变窄袖，由长裙变短裙，再由短裙变长裙般。宇宙人生一切变化，也可作如是观。即如上述，由突变形生出骤变，由量变形生出量变，由少数转动了大都，又由大都沉没了少数，由下坡走向上坡，又由上坡转向下坡。宇宙人事之变，实在也不出此几套。

畴前西方的历史家，他们观察世变，好从一条线尽向前推，再不留丝毫转身之余地。如黑格尔历史哲学，他以为人类文化，如太阳升天般，由东直向西。是以最早最低级者是中国，稍西稍升如印度，如波斯，再转西到希腊，到罗马，西方文化自然优过东方，最初则到日耳曼民族，那就登峰造极了。他不知中国《易经》六十四卦，既济以后，又续上一未济，未济是六十四卦之最初一卦，纵使日耳曼民族如黑格尔所说，是天下各民族中之最优异民族，全天下人类文化，到他们手里，才登峰造极。但登峰造极了，仍还有宇宙，仍还有人生，不能说宇宙人生待到日耳曼民族出现，便走上了绝境，陷人于死局呀。

比来西方一辈文化史学者，才懂改变看法，也想籀绎出几条大原则，描画出几套大形式，来说天下各民族文化兴衰的几条亨衢向。换言之，他们的历史看法，是像逐步地接近了中国人传统的气运观。但他们总还是爱固执，爱具体，不能超然燕观，不能超乎象外，是以他们总会带有多少灰心氛围，似乎一民族，一文化，衰了，便完了，仍没有转身。

中国人的气运观，是极笼统的，虽说有忧患，却不是灰心。晓得了天运，恰好尽人力。来燮理，来调停。方其全盛，晓得它将衰，便该有保泰持盈的事理。方其极衰，晓得有起色，便该有处困居危的事理。这其间，有可知，但也有不成知。有天心，但同时也可有人力。所以说全国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全国之大，而至于其兴其亡，系于苞桑之际。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厦，一苇何以障狂澜，而究竟匹夫有责，所以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己。鲁阳挥戈，夕照为之盘桓。那是中国人的气运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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